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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期壽山石雜誌41以刊出本文第二部分,可點進網址閱讀(部分文稿):http://sss.66163.com/info.php?cid=432785(2013.3.18新增)

因無名部落格一篇文章有字數上限制,無法刊載完全文,所以我就按《壽山石雜誌》刊出的進度,分三篇刊上,本文第一部分請點選下列網頁閱讀:http://www.wretch.cc/blog/f5864/12683601

人情

人相和而石人相惜,相和與相惜交會在石頭上,因此有著共同的語言,石情即人情。

石人的相逢不僅展開了兩岸之間的情誼,歸根是因石緣而相識相知的人間有情。早在筆者研究所時期,每月的生活費就常常因購藏壽山石而告罄,那時還在念臺灣藝術大學的林建宏、金風細雨樓等石友知道了,常以禮相待,求讓壽山石以助筆者,我心意也知道好友們的用意,感佩於懷。自此,幾個好友常常在某方斷炊臨迫之時,相互承讓藏品說來豈不在一個「雅」字、豈不充滿相惜相的人情?!

明代袁枚曾有「近世文人,常州為盛」的感歎,清代龔自珍更有「天下名士有部落,東南無與常匹疇」的讚譽,無論壽山石或其它雅翫,都有形成區域性、或者因相謀理念性的聚集。在臺北市陽明山腳下的士林,在學生時代的我也認識了一批文人,固定每週五晚上聚會。輕鬆地聊天泡茶中,隨時都可能觸發一個議題,舉凡歷史、文物、鑒賞、美學、儒家、道家老子等等,無所不談,而字畫與壽山石則是每次聚會都有新的不同藏品相互觀摩與討論。士林舊稱八芝連林,是平埔族凱達格蘭語溫泉的音譯,因清朝末年普設私塾、社學、義塾,文風鼎盛,改稱士林。此地域自古文風鼎盛,遂有一批書法家、收藏家聚集在王北嶽學生李甘池的圖章店,而當是時壽山石收藏界以筆者年紀最小,多受這批文化人士衷心的對待與照顧在筆者研究所畢業後放棄教職而從事熱愛的壽山石事業之初,士林聚會的顏兄金德還無條件資助我一筆創業成本,篆刻家林兄東明、黃兄明修、俊谷兄、也都與甘池兄一樣,皆棄利辨義之文人,其後大藏家春雨樓主、江亭,與同行蔣敏雪、洪建輝等也都不遺提攜,視我為親人。可見石人之雅與愛石人之情,使我相信鑒賞與石品之高,往往也是人品格調之高。由此觀之,論石品而忘人品、藏石而不論道,與無本無末之徒何異哉?!

收藏家、書法篆刻家與壽山石人就在這樣愛石的共同興趣之下,呈現出文化修養的最高價值:真情。真性真情不僅是藝術家一生追求的純粹靈魂,也是耿介文人必有的特質。孟子云:「仁,人心也」[6] 又云:「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7] 皆說仁人之情本源自人的真心,壽山石之所以能稱得上“文化”的層次,於內涵,既是美學與技藝的;外鑠,又同時體現在文化修養所散發的人文精神。如果只是論斤秤兩的商業買賣,我想這樣的層面還產生不出「文化」的範疇。近年,臺灣某篆刻學界大師因罹癌住院,友生昌蔣敏雪女士於是辦展捐售自己的壽山石藏品,總是為了表達溫暖的人情並給予大師致敬。許多學界讀書人、書法篆刻界與收藏家熱烈響應,價格太低的就自己認購後加上更高的義賣價再捐出,而標高的義賣品,愛石人第一時間自己先買下來認捐,所有默默付出與參與的人從未表明,但壽山石人如此的可愛與真情,不僅讓人感佩,我認為石情與人情也是非常具體而強烈的壽山石文化內涵,也是“交融”所觸發的一切人性與熱情。

經過五、六十年壽山石文化發展與累積的臺灣,藏石與鑒賞層次最高的,是以理念性為宗旨的收藏團體「壽石雅集」。也是因為共同的壽山石情,在多年的鑽研與討論之中,藏家們彼此有了深厚的情誼而聚會一起。由於對壽山石的高度熱愛,以及對「雅」與工藝「藝術性」追求的理想,遂成為臺灣藏石論石的聚會。在當年壽山石回流的熱潮中,兩岸只看石頭原料,大興炒作,壽山石屢創高價,一夕成名。然而有內涵的精品往往比不上一件只有著原料價值的荔枝作品,就連林清卿周保庭林炳生的作品都沒有荔枝石料的貴重,甚至為了荔枝素章而把林文矩的薄意磨去,一般人只對價錢反應十分強烈,對於工藝與文化則失去知覺。文革已磨掉了許多壽山石的老印面,還好林清卿沒有雕繪荔枝石,否則回流之初恐怕連清卿的薄意都得毀容。鑒此風氣,遂由楊永康醫師發起,成立「壽石雅集」,由幾位精品收藏家們成立的非營利團體,其中有醫師,科技公司總經理,證券公司副總,貿易公司老闆等等,文化與收藏水準皆是社會菁英。「壽石雅集」除了一年六次、每次討論一壽山石主題並互相觀摩珍藏品的定期的聚會,平日藏友間也時常聯絡感情,互相交流壽山石圈內的訊息、討論工藝、觀摩藏品,總在聚會中歡笑聲不斷。煮酒論石、甚有“我豪於飲詩亦豪”  的文人性情,各暢對壽山石的情懷與理想。人生中,最難得之一即是真摯的友情,無論你的心境如何、無論你今日有無去處,總是可以找到石友,論壽山石、聊八卦。東坡先生所云:“樂哉遊乎! 此之謂也。

兩岸開放後,網路與三通的直接來往更使得兩岸人民緊密接觸、相互瞭解。海峽之間呈現出蓬勃的朝氣與活力。在網路上,許多臺灣的愛石人與國內的工藝師、從業人員與收藏家開始有了直接對話與交往的管道,這是過去幾十年來所未嘗有的熱絡榮景,壽山石的共同情感的基礎下,使得兩岸愛石人之間情誼更加深刻。在福州幾乎成為臺灣愛石人的聖地,臺灣的愛石人到了福州,總知道有許多好友就在那裡,福州的朋友到了臺灣,也能感覺到有大群的朋友正等著貴賓的到來,那種舊地故人的感覺十分親近,十分有人情味。這一來與一往之間的相互對待,彼此都能感受到海峽對岸的熱情。因為壽山石文化共同的喜愛、因為壽山石文化的共同努力,加深了彼此之間的情誼,我想這是過去幾十年來想像不到、超乎期待的好時光,終於比想像中提早到來。方宗珪老師更在2012年舉辦了研討會,象徵了交融的新格局。壽山石文化從過去母體的傳播、商業的往來,提升到人與情、石與信念、工藝與學術的對話,使得兩岸壽山石文化的歷史交融,呈現新的文化力量。
  上有著緊密的


石雕

兩岸交融的第三部分是壽山石工藝源流,很多人以為在壽山石的文化發展層次中、臺灣只構成收藏文化這部分,而事實上工藝傳承與發展上,臺灣也是與大陸一直以來相互交融的,在歷史參與與創作。以歷時的排序,臺灣直接或間接參與了壽山石雕創作,在時間上有著線性的脈絡,以筆者的觀察可歸納為傳承期、發展期、回歸期、互動期四個階段,此四階段大致呈現出臺灣在壽山石工藝上,以“傳承”壽山石雕、“參與”壽山石雕、“影響”壽山石雕、“合作”壽山石雕等,四種方式與大陸發源地產生互補互動的交融。

臺灣對壽山石工藝在鑒賞與創作實踐上,有著舊工與印石篆刻合一的二大特色。在工藝傳承上主要是受到民初東門派的直接指導、而鑒賞品味與喜好則很大程度受到臺北故宮博物院壽山石典藏的影響,因此在傳承期可以說臺灣保留了較多的古工的特色與興趣偏重。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品給予臺灣民眾的價值認知,即是“國寶”之藏。院藏精品主要來自清代宮廷繼承中華歷代皇宮文物之珍藏,民國以後將帝王私藏回歸民有,並集瀋陽盛京文物與熱河行宮文物,於國子監成立歷史博物館籌備處進行清點與保管。民國十四年故宮博物院開幕,將清代典藏文化公開展示。對日抗戰之初,國民政府為了保護國家文物進行了國寶遷徙的浩大工程,民國二十二年開始將北京故宮文物轉移大後方重慶。戰爭結束,民國三十六年故宮文物返回南京。三十七年戰火又起,國民政府再度從故宮、中央兩院精選文物遷運臺灣。從抗戰以來,故宮文物長途輾轉遷移,風險與工程浩大,自古以來,人類歷史所從未曾有。

自此故宮博物院藏品定居臺灣。而故宮所藏文物當中,不乏壽山石印章與田黃精品,因而臺灣民眾對於壽山石、特別是田黃的認知,一下子躍升為“國寶”的行列。然故宮所藏壽山石在工藝上特別呈現出清代的風格,無形中就成為國寶級的壽山石之典範印象。2007年臺北故宮推出「印象深刻:院藏璽印展」,這次展覽的主題定名在筆者看來,十分絕妙的貼近于壽山石文化在臺灣分流旁出的傳承特色,即主題用字恰巧呈現出臺灣民眾之于壽山石的認同,是作為國家級文物的崇高“印象”、與壽山石篆“刻”的收藏品。一方面影響了臺灣收藏家對於老工風格的獨鐘、另一方面則人人對於印章與篆刻所追求的、所仰慕的即是壽山石。

故宮所藏壽山石眾多,可大略分為明清篆刻名家篆印、與黃家寶璽、宮廷文玩等三大類。名品如周彬刻田黃水禽鈕章、田黃石雕異獸書鎮紙、寶章集璽印石、璿璣仙藻套印等,最著名的是一套乾隆皇帝所囑治的田黃玩賞印、印石石色澄黃微透,獸形印鈕造型生動富神彩,印文分別以九種不同的漢字古篆精刻禦制回文詩「循連環、環循連、連環循」,共九田黃章,命名為「鴛錦雲章」。這些壽山石在石料上、鈕雕工藝上,影響臺灣的壽山石雕文化甚巨。
 

清代壽山石雕在臺灣工藝傳承期上起了第一個作用,臺灣對老工的喜愛,啟蒙於故宮院藏的經典印象,使得臺灣日後於壽山石工藝的傳承特色,不僅好古、汲古,也出現了仿古。在臺灣的壽山石圈內,有人不僅在石料坑種上仿古、並且在雕工上也自行動刀模仿、抄襲古工,至今仍有臺灣收藏家將這些仿古之的田黃,冠以仿者某某之名,稱之為某某田。撇開商業道德的問題來談壽山石工藝傳承,仿古擬古自古都是工藝品與藝術傳承歷史精隨的一種方式,明代官窯所仿宋元瓷器、乃至清代官窯仿明朝成化年款的鬥彩青花瓷;漢末魏晉人仿古詩十九首的文學造詣、乃至乾隆仿造古硯十八件精品[8]來看,仿古在文化觀點上不僅是藝術傳承,也是實踐工藝創作的事實。臺灣對於壽山石老件的喜愛,甚至影響到大陸的壽山石工藝作品,而呈現出工藝上的另一種互動與交融。筆者曾在90年代所見內地為了供應臺灣市場,所仿清工的羅漢圓雕與春宮題材作品,就雕工上不僅精美、且風韻到位,令人讚歎,實有一番成就。臺灣于古代壽山石工藝的另一種傳承,雖不能說是可圈可點、但也必須以一種文化交融現象與事實來看待。其後,陳可駱將民初東門派、西門派的鈕雕工藝傳承到臺灣,基本上都呈現出臺灣壽山石雕與大陸的交融,是以傳承老工為特點。

這種對於壽山石鈕雕的經典的印象,聚焦在老工的審美認同,是跳過民初傳承至總廠時期的工藝源流,與大陸當代的壽山石工藝形成兩個傳承支流與對比互補。

除了故宮院藏老件的傳播影響,民國38年大陸來台的書畫篆刻藝術家眾多,他們對於傳統文化涵養與指導,也蘊釀了臺灣與大陸的石雕工藝的交融互動,開始從傳播期轉向參與期。同時,陳可駱在臺灣從事鈕雕與高檔壽山石經營,與當時渡海來台的藝術家,有畫家陶壽伯、李大木、梁乃予、書法、篆刻家台靜農、王壯為、高拜石、王王孫、曾紹傑、張直廠等,常效東晉文人的“曲水流觴”,聚酒論石,這批渡海而來的文人,將壽山石文化傳播到戰後臺灣社會,也培養出一代收藏族群,多半為工商界、醫界與文化界等社會菁英,這個愛石的氛圍,促成了1974年臺灣“印石珍賞會”的形成,該聚會由電子公司總經理張守積、篆刻家王北嶽、名牙醫張心白、詩人黃靈芝等人組成,每月聚會一次,書畫篆刻家江兆申、吳平、畫家黃君璧、學者秦孝儀(前臺北故宮博物院院長)也常是座上嘉賓。眾人互相觀摩討論、熱鬧非凡。“印石珍賞會”日後經歷終使聚散、又另起了“石頭會”、“臺北市印石聯誼會”,成為現在的“中華印石收藏協會”。

上世紀六零年代,臺灣鈕雕作家廖德良,藝名廖一刀,開始從事壽山石印鈕創作,臺灣壽山石雕進入發展期。臺灣與大陸壽山石工藝交融的形式,從傳承開始轉入直接參與。這個轉折源自福州籍陳可駱與臺灣籍廖德良的師徒相遇開始。在歷史因緣下,廖德良巧遇陳可駱,授受東門派雕刻技法,臺灣自此承續了清末民初東門派的傳承。更重要的是廖德良觀摩陳可駱二箱大批民初老件,加上文革期間由跑單幫轉手給陳可駱的壽山石珍品,不乏周寶庭、楊玉璿等精品,遂有了鑒賞與石雕藝術的內涵與見解,並著手仿刻這些老印。當老件越看越多,眼力日增,廖德良逐漸感覺到西門派的圓融拙趣才是上品。據廖老師口述:“東門派重視視覺,當觀賞可以,摸起來就菱菱角角、沒趣味;西門派除了視覺也重手感,摸起來很滑順,愈親近它,它的質感就愈溫潤。石頭本來就要去玩它才會漂亮嘛!才有玩石的趣味!”[9],於是廖德良逐漸將東門派的精巧融入西門派的圓融與古拙,自成一格。因此壽山石工藝的整體,主軸上雖是以福建(福州、福清、莆田、羅源等)工藝為主體,而臺灣則有廖德良的創作實際參與了壽山石雕的歷史,屬於兩岸壽山石文化交融的一個突出事實。

 

而現代的福州工可以說是繼承清代,曆東門派與西門派,形成父子相傳、師徒相授的源流,這個源流持續到總廠時期,也即說周寶庭之後,總廠工藝師是完全師承東西門派,形成大陸本土的發展這一脈。而後又經歷福清工、莆田工、學院派的融入與相互影響,成為近年來我們常見的鈕雕風格。我認為這即是一脈相承的福州工藝,也是作為壽山石雕主流的「嫡系」。這段時間看似短暫而無變化,但事實上因循時代的演變與作家個人的思想與興趣風格,當代福州鈕雕已與傳統的鈕雕風格韻味產生極大的變化,圓雕與薄意類的作品亦然。可以當代鈕工的特色很強烈,線條剛硬而尖刀銳利,愈是後期愈重視形體與肌肉的誇張,精雕細琢的器物感,而失去“彷佛真實活物”的生命力與韻味。大多作品有時候看起來,似乎是失傳了周寶庭集大成的內涵與刀法,甚至已經看不出來與傳統鈕雕或清工有什麼關係。

 

廖德良鈕雕在韻味上、刀法上,顯然是與八零年代到千禧年後福州鈕工的“現代感”大異其趣,不僅保留了傳統重視內在神韻,體態圓融、精巧細緻而不失樸味的特質,是因為直接繼承民初之韻味與美學內涵。筆者對於廖德良鈕雕與老工的關聯性鑽研多年,內心總有些不解,後來請教廖德良,原來當時除了陳可駱的指導,林清卿公子阿梅伯、弟子楊鼎進、林鐘藩、周寶庭弟子周尊賢、以及林元珠的嫡孫林天泉等,也常與廖德良聚會喝酒論石,對於壽山石工藝也常相互切磋、廖德良常常藉酒挖寶、請教,經過長期的薰陶與指導,原本年輕氣盛、傾向東門派精雕細琢的廖德良,遂開始轉向了圓融拙趣的風格理念。因此今日從他的作品與當代福州鈕雕的比較來看,明顯地是繼承了清末民初的壽山石雕風格與精隨。

 

刀法的特點來看,也很接近周寶庭的圓刀感,線條毫不僵硬,古獸散發著彷佛機體的生命感,一種神韻來自于古獸自有的睥睨顧盼。已故日本書法大師青山杉雨甚至題字讚歎廖德良的鈕雕“佳趣勝於楊周”,就是將其圓刀與古拙與清代楊璿、周彬相提並論。而廖德良不僅汲取了大陸目前嫡系工藝在前朝時期的風貌,有時在題材上也符合廖德良本人所自述的臨摹老件
 

 

 兩岸鈕雕工藝另一個交融,是臺灣收藏家影響大陸工藝這一路。早在筆者求學之時,因收藏結識了收藏家前輩楊錦焜先生,十多年前在他的家裡看到王一帆的明式人物,是王一帆第一件明式人物作品。正當筆者訝異壽山石雕有如此特別風格時,楊先生興趣昂然地解釋,所以會有明式人物的系列作品產生,是由於某次偶然的機會之下,楊先生買到一尊明代人物木雕,韻味相當好,於是拿給好友王一帆鑒賞,王一帆見之,大喜,遂將此木雕借去,不久便刻成第一件明式人物作品。觀此木雕與王一帆新作,確實是原件臨摹而出,真是一件壽山石雕創新與汲取古文物精隨的美談與奇遇。目前木雕原件與首件明式人物壽山石雕都在楊先生的收藏寶庫裡。

 臺灣對清工舊工的喜愛,前已論述,而此種獸鈕的美學影響了林平、仲達等人,可說臺灣是林派(羅源派)啟蒙之發源地。也因這兩條工藝的文化構成,筆者在十年前提出〈壽山石獸鈕一系二脈論〉,以厘清臺灣壽山石文化與大陸壽山石文化同源同宗的脈絡,並藉此壽山石藝術本位化的觀點,擴大對臺灣壽山石收藏的推廣。

 早年壽山石老印大量被臺灣藏家所收藏,可以說臺灣藏家對清代印鈕情有獨鍾,許多人喜歡老印的韻味,這也間接影響到市場對於福州雕鈕作家的品味要求,一些加工代工的鈕雕藝師就按照臺灣客人的需求仿刻一些老件。而鑒賞家李來儀除了自己開雕印鈕,也將老件作成模型,培養年輕工藝師從臨摹老件開始,這批年輕工藝師於是在臨摹中獲得清工鈕雕的精神,並練好嫺熟的刀工底子,漸漸融入自己的風格與變化,在臺灣經筆者的研究第一次提出“林派”的概念,泛指潘驚石(林平)、姚仲達、陳為新、黃建林等師徒,並將最有創造力的林平與姚仲達作為分期的研究,第一次提出林平第一期(臨摹時期)、唐人第二期(風格時期)、林平第三期(寫實寫真時期)、潘驚石第四期(成名期)。姚仲達作品則可以早期(臨摹期)、中期(代工時期)、成熟期(入一款之後)、現代時期(轉變與創作期)。分期研究,除了追溯林派鈕雕演變的路線與過程,並發現林派早期與老件的關聯。於是在十年後,他們的印鈕脫胎換骨,遂成為福州當代印鈕的大宗與郭家鈕雕共為收藏家所愛。

 廖德良的鈕雕保存了民初東門派西門派圓渾古拙的特色,影響臺灣收藏界較深,是福州工藝輸出到臺灣的壽山石交融;林派則從臺灣的收藏文化中汲取老件的特色,反哺當代的福州鈕雕,間接鼓舞了福州工藝的新氣象,兩者都在現代工藝中重新注入傳統工藝的激蕩,嫡傳系與舊工系其實是不同時間點福州鈕雕的面貌,卻都體現了壽山石文化一脈相承的涵養。其後,臺灣收藏家對精品欲求漸進,而此時老件匱乏、購得不易,新生的收藏世代既無機會收藏林清卿等老件,在興趣上品味上也就不唯清工而必尊老件。清工老件的審美與偏好稍稍漸微,除了石卿、郭功森、林亨雲、林文舉、林飛的作品是收藏家競相追逐,收藏數量可觀收藏家在高端收藏上也開始接受新式的風格,收藏家們論工談藝,成果斐然、自有心得,市場上也需要新的構思與設計以擴大壽山石市場,於是部分石商如劉北山開始自行設計,請福州工藝師加工完成。這種臺灣設計、大陸雕刻的情況大受市場歡迎,其中不乏好的精品,攻佔高端市場。於是部分收藏家也加上自己的工藝鑒賞理念、甚至自行設計,透過福州工藝師完成作品,例如臺灣收藏家孫承一先生、楊永康醫師都曾循此方式獲得藏品。田石齋洪建輝更積極的與高端藏家研討工藝,也曾多次與收藏家一起相石構思,再交由福州工藝師共同創作壽山石雕。這個階段是兩岸石雕交融的體現之一,無論是偶然發生的意外、或者刻意為之的精心,臺灣以共同合作的方式,間接參與了壽山石雕創作,也產生了數量頗多的藏品。

 在近代壽山石文化的發展歷史上,臺灣與大陸在於石雕的工藝交融上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體現出兩岸共同情感、共同文化的事實。在壽山石雕的成果上,臺灣無論是在工藝傳承、直接參與創作、間接影響、共同合作這四種方式,早在兩岸互通之前,就開始與大陸在工藝上相互交融、共成一體,是現在人比較忽略的觀點與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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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孟子.告子上》。

[7]《孟子.尽心上》。

[8] 參見《西清硯譜古硯特展》,(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出版,1997年。

[9] 林郁,《游刃、寄情、廖一刀:印钮大师廖德良「石里求生」的传奇》,台北市文化局出版,2011年,页47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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